中国谷歌不是Google - 2

小小的革命

　　去年秋天，在北京星巴克，我遇到了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博客写手，ZHAO JING。他是一个31岁，穿着讲究而又帅气的人。当他说起90年代晚期网络的到来让中国发生了巨变的时候，言语中透出喜悦。政府之前控制了所有的媒体，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可以上论坛或者建立自己的博客了，这就像是解开了一把锁。就算你再谨慎，不愿谈论政治。你也可以只是公开的发表你对其他事情的见解--- 天气，体育---感觉上真是一场小小的革命。ZHAO(他现在就职于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在言论方面要比大多数人都大胆，越界。大学毕业后，ZHAO在一座小城市的旅馆里做了接待员。他觉得如果自己够幸运，有一天也会有自己的事业。1998年他开始上网，开始意识到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其实是谈论政治问题。他开始撰文发帖。在网上写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家报社的编辑就请他去做记者了。

　　“这就使网络的作用。”ZHAO说着，并露出一丝微笑，“我只上网了一个星期，就在省内外都出了名。我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写东西。但我也意识到问题不在我，而是我居住的这座小城市。”ZHAO在 2003年3月丢了工作，由于他所在的报纸发表了关于一位支持政治改革的退休官员的文章，政府报复性地查封了报纸。但是ZHAO仍然渴望写作，因此就在一个服务器在英国的博客网上安了家。他以安替作为笔名，写了很多诙谐的支持言论自由的文章。这些文章很快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八月下旬，政府使用防火墙封掉了他的网站，这样在中国就没人能看到了。他转而使用微软的博客，MSN SPACE。虽然政府还在监控他的文字，但安替却仍然大胆地在写。安替告诉我，他知道自己很安全，因为他知道哪些界限不能碰。

　　“如果你只是每天上网写东西，批评政府，他们不会介意，”他说，“因为这只是言论。但如果你想组织一些人—哪怕只有三四个---那他们就要来收拾你了。因为这不是言论，而是有组织有预谋。人们说我很勇敢，但其实我不是。”网络给安替带来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但他说起自己的博客对政府能产生什么影响时，却不怎么兴奋。更让他兴奋一点的，是他对自己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还有几个中国的年轻人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如果网络能给中国带来一场革命，那么革命也肯定是通过每个人的自我实现，通过许许多多微小的，平凡的方式。

　　一天下午，我去拜访了一位29岁的中国女士，JIANG JINGYI。她在EBAY开了一个网上服装店。当她打开自己在上海的繁华地区的公寓大门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突然撞进了一间别致的SOHO流行时装店。三排衣架挂满了冬天穿的夹克，起居室的中间堆着运动衫，还有整齐地摆放着的跑鞋和靴子。我们坐在她摆了四台电脑的卧室里喝茶，JIANG通过翻译告诉我，她以前是一个设计师。但她自己很喜欢开店。所以有一天就决定在当地的服装厂进一些便宜的衣服，然后放在网上卖。衣服卖得很快，她得了3成的利润。接下来的三个月，她越卖越多。有一天她发现网上拍卖的利润已经超过了她原来工作的工资。她辞了工，开始专心搞拍卖。现在她每月的销售额超过100，000元，合 12000美元。

　　“我的父母没法理解。”她笑着说，一边用电脑向我展示她最新的拍卖，一件售价300元的夹克(网上她给这件夹克的描述是“非常时髦，穿起来很酷!” )现在JIANG的销售范围已经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以前中国落后的银行系统和信用机制让网络交易很复杂。但现在贝宝---EBAY的网络交易系统—终于把中国和世界市场连了起来。她说自己准备开展小型的国际业务，把打折的衣服直接卖到伦敦或者洛杉矶。

　　妥协与放弃

　　谷歌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政府在2002年下了查封令。而查封令在两周之后又神秘地嘎然而止。但是就算解除了查封，谷歌还是有很多麻烦。中国的防火墙长城拖慢了所有进入这个国家的网络信号。一百次里面有十五次，谷歌会因为网络塞车而无法使用。防火墙也开始惩罚那些好奇的人们:如果有人查找一个敏感词汇，防火墙通常就回复一个虚假的错误信息，让人以为谷歌的系统坏掉了。然后接下去的好几分钟，用户就没法再连接上谷歌----这种惩罚可以算是数字化的一巴掌吧。对于谷歌来说，这些延迟和错误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搜索引擎本因在毫秒之间给出结果。百度，谷歌的主要中文竞争对手，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服务器就在中国本土，在万里长城之内。更糟的是中国的大学网络不能够访问国外网站，意味着谷歌在其他国家最忠实的粉丝，在中国却不得不选择百度。

　　BRIN和其他谷歌的总裁们意识到，防火墙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而且都是他们不情愿的。如果谷歌继续置之不理，继续只在国外运行，那么结果只能是被防火墙拖慢，甚至更不公平的封锁---最终，市场份额就会被百度和其他中文搜索引擎瓜分。如果他们开办中国分部，把服务器开在中国，防火墙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服务速度立刻就能提升。但是谷歌就必须屈从于中国的审查制度。

　　大棒加胡萝卜最终把谷歌引到了中国。百度就是大棒:截至2005年，百度已经彻底地击败了竞争对手，几乎抢占了一半的中国搜索引擎市场，而谷歌的市场份额缩水到了27%。胡萝不就是谷歌公司自己的一个概念，让一个独裁的国家的人民拥有更多的信息来源，这就是在做好事。公司的职员指出，他们肯定要比那些屈从于审查制度的中国公司做得好。当然，谷歌也必须清楚最敏感的政治网站----宗教团体，民主组织，天XX纪念---还有黄色网站。但是相比中国用户能够在谷歌上找到的内容，这些只是九牛一毛。谷歌还是能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艾滋病，环境问题，禽流感，全球市场。BRIN告诉我，利润，在综合考虑的因素中占的比重不大。他认为谷歌要想在中国盈利至少需要好几年。他认为，事实上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业考虑并没有希望中国人能够好地获取信息的考虑多。“我们最终决定作出这个妥协。”

　　他和起来管理层开始讨论哪些妥协他们能够接受。最后决定是，不像雅虎和微软，他们不提供中文的邮件和博客服务，因为这样的服务会被迫使得他们要审查博客或者要把不同政见者的信息提交给秘密警察。他们还决定不会撤销现有的，没有审查过的中文版谷歌。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就给中国人提供了两个搜索引擎。中国网民仍然可以进入旧版google.com;这个版本提供没有审查过的搜索结果，虽然敏感的结果最后仍然会带来一个错误页面，虽然该版本仍然会很慢而且时不时地被防火墙整个封杀。新版的谷歌是google.cn,这一版的内容会经过审查---但是会快得多，可靠而且不会被防火墙阻挠。

　　BRIN和他的小组决定如果他们必须要清理例如“天XX事件”的搜索结果，那他们会在搜索结果的顶端放上一个声明，解释说根据中国法律，有些结果被隐去。当中国的用户查找被禁止的条目，BRIN说，“他们至少能注意到有东西没有了，或者至少注意到国家的控制。”这就使计算机专家经常使用的解决方案:信息缺失其实也是一种信息。(谷歌的法语和德语版也会显示类似信息，针对一些支持纳粹的网站)

　　BRIN的小组还要接受另一个挑战:如何决定哪些网站要屏蔽?中国政府不会给他们一个黑名单。所以谷歌的技术人员就借助高科技手段。他们在中国境内设置了一台计算机，然后设置程序让该机访问国外站点，一个接一个地试。如果有站点被屏蔽了，就意味着政府把它视为非法---这个网站就被加进谷歌的黑名单。

　　2005年12月，谷歌的管理层在许可证上签字，正是进入中国市场。他们从来没有正式地和政府官员坐下来，接受审查协议。他们决定自己先这么做---然后等着政府的反应。

　　中国风暴


　　Google.cn于今年一月27日正式运营，维护人权组织的成员马上登陆新的引擎，察看它是如何运作的。谷歌的自我清查非常全面，有关法XX的第一页搜索结果，都是反对法XX的网站。谷歌的图片搜索，也是很出类似的结果。输入天X门，你看不到XX和XX，只能看到夜晚的美景还有幸福的中国夫妇在那里的合影。

　　谷歌的时机实在选得太差了。Google.cn的做法被代入一个政治语境，和其他在华科技公司的做法相提并论。去年九月，无国界记者组织透露，在2004年，雅虎把一封用户的个人邮件交给中国政府。导致SHI TAO，一名商业记者，在把关于政府规范媒体的文件传给境外网站的时候被捕。他被判入狱10年。接着在12月，微软遵从政府的要求，关闭了安替的博客。值得注意的是，微软的博客服务器甚至没有在中国;公司有效地遵从了大洋彼岸政府的审查，删除了位于美国的服务器里的资料。

　　对比这些事件，谷歌的管理层也许表现得更负责更道德。但是中国问题的风暴在二月席卷了硅谷，谷歌首当其冲。国会召集了三家公司进行听证---一起的还有 csico，中国万里长城的硬件提供商---立法会质疑了三家公司的做法，谷歌更是被特别地教训了一顿。他们质问，一家以“不要做坏事”为口号的公司为何与中国的审查者合作。“这样你们的公司就成了中国政府的打手，”JIM LEACH，爱荷华州的民主党人说，“如果国会也想学学怎么审查，我们就找你们谷歌。”

　　安替给出的排名

　　2月份，我又一次见到了安替，这时候距离他的博客被关闭已经两个月了。我们在北京的一间酒吧喝酒。安替还是像之前那样充满活力，虽然他有点后悔上次自己所做的乐观的评价。“我现在有一点愤世嫉俗。”他的博客被封是因为一篇日志，谈到中国一家报纸的主编被炒。他当时呼吁大家抵制该报。这个举动显然是越界了。已经不只是言论那么简单，因为安替号召了大家去行动。政府联系了微软，要求关闭安替博客，公司同意了。这个举动召来了大批拥护言论自由人士的抗议，他们指责微软甚至在中国政府还没给出正式的要求之前就屈从了。

　　微软似乎对公众的抗议已经习以为常。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公司的政府关系总管表达了遗憾。为了挽回颜面，微软高层指出他们备份了被删掉的博客日志，并把他们寄给了安替。安替告诉我，微软并没有提及，他们拒绝把日志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他们只是刻了一张碟，然后寄到安替要求的美国境内任何一个地址。微软看起来太害怕中国政府了，安替苦笑着说，他们甚至不敢通过邮件把被查禁的东西寄到中国。(微软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

　　我原本以为安替会很愤怒。但他却出人意料地很平静。他把几家公司进行了道德上的排名，扳着手指一间间的数。他说，谷歌应该排在最前。它确实真诚地在改善中国人获取信息的质量，而且在这样坏的体系里希望做到最好。微软其次;安替显然对他们的做法不太高兴，但他说微软还是提供了一个好用的博客工具，毕竟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意见的空间。雅虎排在最后，安替对他们的态度唯有怨恨。

　　“谷歌做出了妥协。”他说到，有时候妥协是必要的。但是雅虎的行为，却要被归到另一类:“雅虎是叛徒，中国人都痛恨雅虎。”安替说，不同点是雅虎把一个不同政见者置于危险当中，而且很明显没有考虑到对人权的伤害。(雅虎没有做出评论)谷歌却相反，他们避免了那些有可能导致人们入狱的服务。安替说，他们虽然也在审查信息，但他们犯的错无非是删掉一些信息，而不是删掉自己的人性。

　　失真的世界

　　安替的道德观点很让人惊讶，不只是因为对于美国的思维方式来讲太过陌生。大多数美国人，特别是多数思考和写作关于中国问题的美国人，他们的思维中不存在折中的民主，或者折中的言论自由。一个国家要么就完全拥护这些自由，要么就是跌进了集权国家的深渊。但是中国的博客写手和网民们其实之前早已经在谷底待着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被审查过的互联网，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网络把公共言论变成了一种日常行为。这个角度也正是谷歌所接受的。由此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不完美的互联网能否带来一个更完美的社会?

　　有一位我采访过的总裁把中国的互联网问题总结为“失真的世界”的问题。如果那些用谷歌搜索法XX的人看到的都是反对的网站，他们的世界观会是怎样的? 他们也许会相信谷歌的权威，假设情况就是这样。这正是最近国会听证会上，民主党代表CRISTOPHER SMITH所担心的。“关于敏感问题，当谷歌只是带给你正面宣传的信息，那么谷歌在其中就起了协从的作用。这样就影响了整个下一代---他们会认为，也许我们可以生存在独裁的环境里。没有什么LECH WALESAS(波兰革命的领袖人物)，民主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对于SMITH来说，谷歌的逻辑就是妥协的逻辑。就像很多公司和种族隔离的南非打交道一样，谷歌太看重利益，而忽略政治问题。(本月早些时候，谷歌的CEO在北京见李开复时对记者说，谷歌去改变中国的审查制度，实在是很“傲慢”)

　　但是也许失真的世界对中国来说还是小问题，因为很多中国人告诉我，他们很久以前就学会了跳过党的那些虚伪的政治宣传和媒体控制。中国社科院的GUO LIANG教授告诉我一个显著的例子。“哈佛的一些人做了一个关于中国互联网的调查，我们他们调查结果是什么?他们回答，我们认为中国政府试图控制互联网。我就一直笑，我说，我们当然知道这个!”谷歌的审查过滤对GUO来说并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一点也不新鲜。

　　香港城市大学的教授ANDREW LIH说，大多数中国人抱有一种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中国人有五千年的历史，你现在封一个网站，他们只会想，用不了多少时间，它自己就会回来的。”或者想想中国那些想方设法登陆维基百科全书的人。最近，伟基百科被全面封杀。这些人希望说服维基的管理者能够建立一个中国政府允许的版本，禁掉那些在中国不合法的条目。他们说，这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好事，特别是那些边远地区学校。(到目前为止，维基仍然表示不会创建一个审查过的版本)

　　电脑程序的代码是很灵活的，因此有很多办法对抗虚伪---让信息审查这个事实或多或少被大家看到。在开发google.cn的过程中，谷歌曾经考虑禁掉和敏感话题有关的所有内容。也就是说在谷歌中国去搜索法XX，结果是一个支持的站点也没有，一个反对的站点也没有。那样能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别忘了，当谷歌推出审查版的google.cn的时候，仍然保留了旧版的搜索引擎。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网民，只要输入一个敏感词，然后把新旧版本的结果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知道黑名单上到底有什么了。有些批评家甚至建议谷歌做得更多一点，直接把黑名单在美国公布，让审查制度变得完全透明。

　　超级女生理论

　　当我和李开复在他北京的办公室谈话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会感到他的前后矛盾。有一阵他就像一个热爱自由的谷歌人，强调说互联网给了每个网民以权力。但是下一分钟，他就更像阿里巴巴的总裁JACK MA---强调中国人对于引发动荡不感兴趣。在和中国的网络公司总裁聊天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的听到这样的圆圈逻辑:我们不觉得清理掉敏感话题有什么不好，因为用户本来就不会去看那些东西。

　　也许他们是对的，用户是不会去看。但你也能很轻易地反驳说，他们不感兴趣只是因为他们被吓到了。谁会公开地在公共网吧查找不合法内容呢?---甚至是在家里—政府要求每个上网用户都要登记姓名和电话号码以便追踪。政府对网络的镇压甚至有可能变本加厉，如果中国广大的穷苦农民也开始上网。政府适度的容忍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网络言论。但是那些被腐败的地方官僚欺压的农民们都是激进分子，他们对北京来说是现实的威胁。2004年有多达70，000起抗议活动，其中很多都被强硬地镇压了。

　　在批评家眼中，谷歌是将中国网民的期望置之不顾，为了保证市场赢利而屈从于中国政府。李开复的话则代表一种完全不同的信念:互联网由于与生俱来的特性，将会逐渐瓦解政府控制言论的能力，为一个拥护民主的社会打下基础。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国的革命将不会存在“伟人”，也不会存在LECH WALESA式的英雄，激励被压迫的同胞，为民主而战的将是一亿毫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他们在博客上谈论他们的约会，他们喜欢的乐队，电子游戏---整整一代把公共言论当作日常习惯的年轻人。

　　在我们谈话当中，李开复谈起了去年的超级女生，一个模仿“美国偶像”的电视节目。和美国的版本类似，年轻漂亮的女孩在夺目耀人的包装之下演唱西方流行歌曲。每一回合，观众都可以通过短信选出他们最喜欢的参赛者。随着比赛进入白热化，开始了类似总统大选的拉票活动，组织起来的粉丝们建立网站，要求大家投自己喜爱的歌手。最后的决赛，有800万年轻人参与了投票;冠军是李宇春，21 岁，学生打扮的她唱了爱尔兰乐队Cranberries的一首zombie。

　　“我觉得这就是民主的一次实践。”李开复说，“大家为超级女生投票。他们喜欢这个比赛---他们上街去拉票。”换句话说，也许这并不是革命。但是这也许是个开始。

(作者CLIVE THOMPSON是纽约时报杂志的记者，经常报道科技类问题)
以上转自天极翻译稿件